云南的民族识别

杨小牛

序言

上一章介绍了明清时期对云南的融合以及因这种融合而形成的地方认同———云南人的出现。这种自我认可的地方认同无疑是中华帝国长期努力的重大胜利。本章把目光从帝国的边缘转到帝国的中心，也就是，中国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称呼，和划分边疆的土著族群。

中国人对于边疆的土著居民的看法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因素：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考虑。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我主要指帝国时期的儒学和新理学，以及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考虑，我指的是统治者在处理边疆问题时考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种种因素，或者说，现实主义的立场。事实上，融合的过程，程度，成败与否，往往是他们现实决策的一个重要的根据。通过考察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因素，我将揭示，中国人关于云南的土著族群的看法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汉初年之前，国人的看法相当的温和，即使有一些蔑视；此后的汉书奠定了儒家文化对边疆土著居民的歧视的口吻和基调，从文化上把他们与中国人分开。尔后的宋代，因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影响，按理说，应当对土著族群更加歧视。事实上，宋代的皇帝持相当温和平等的立场，因为现实政治的考虑彻底压倒了意识形态的自大。最后，元明清三代对于云南的土著居民的看法有了一个巨大的拐弯，因为那时云南在行政上已经属于中华帝国。元明清的皇帝把云南的土著居民看作是他们的臣民，在某种程度上，云南的土著居民也被看作是中（华帝）国的人。

当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他们同样继续这个持续上千年的融合工程。在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他们宣称，所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律平等。为了实现民族平等这一原则，中国政府开展了一个浩大的工程，也就是，把数百个族群进行“科学的识”识别，把他们归属到不同的民族中去。这些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成员和代表。

中国的民族识别持续了三十多年。中国政府通过这一工程，把千差万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族群进行鉴别和分类，最后，被鉴定的民族有资格在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成员。简而言之，不同的族群由政府选择归类，从而在国家的舞台上以某一民族的身份代表本民族并参与国家事务。

另一方面，他们进入国家政治体系的代价是，他们接受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样一种协议，凸现了中国政府融合便边疆地区以及边疆非汉族的土著族群的成功。一句话，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是对中华帝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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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人用华和夷来区分你我。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教养有文化的，其他人是不开化的，兽类或半兽类。然而，中华帝国长时期的持续的扩张导致了许多其他的族群处在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中华帝国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这些新被征服的人们呢？他们用什么词来称呼这些新被征服的人们呢？他们处置这些新被征服的人们和处置汉族有什么异同么？这些人们以后被汉化了么？汉化以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本节我将分析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如可看待称呼云南的土著居民，我将用云南这个例子来揭示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人对土著居民的看法趋向温和和平等，因为这些族群和他们居住的土地逐渐地被中华帝国兼并和融合。

最早纪录西南夷的史料是史记。虽然司马迁用了“夷”字，他的口吻是相当的温和和平等。太史公关于西南夷的纪录是相当得客观，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偏见或武断。他称呼这些人们为西南夷，但是，“夷”字那个时候并没有后来的那种强烈的鄙视的内涵。夷字有大和弓组成，指的是狩猎的人和部落，初期的夷字并不带有野蛮的意思，因为所有早期的人类都依赖游牧和狩猎，农业和定居则是相当晚的现象。周代的统治者就可以往前推到夷。事实上，东夷和西夷是后来华夏族的形成的主要源泉。但是，儒学的形成和发展逐渐把夷字贬义化。

汉书的作者班固，为后来的儒家学者的口吻奠定了基调。班固说，“西南外夷，种别殊俗，”西南夷看作是和汉人不同的种类，有着不同的风俗文化，住在中国的域外。班固关于西南夷的纪录，完全是照抄太史公的部分，但是汉书的语调和史记是大相径庭的。班固批评太史公对于非汉人的平等的态度，因为在班固的时代，汉人中心的儒学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定意识形态。自此之后，许多侮辱性的词汇出现了，用来描述或者称呼云南的土著居民，比如，蛮，獠。这些字都带着犬旁虫旁，暗示这些族群不是人类，和兽类或蠕虫差不多。此外，文化上的偏见也赋予到这些词中去，比如说夷。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子虚乌有的带有汉人偏见的传说和神话，来丑化边疆的民族。比如，狗尾人身，死后化虎等等不稽之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文的史料中。某些作者更大言不惭地说，以上是他们亲眼目睹。最后，帝国的学者们试图把云南放到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中去，无论云南是否真的受帝国的管辖与否，甚至当云南不在帝国的管辖之下。

比如，唐朝就把南诏以及唐-南诏的关系看作是朝贡性的，即使事实上南诏不仅独立，而且异常强大。当世隆，南诏的国王用了“隆”作为自己的名字，唐王朝要求世隆改名以避唐明皇李隆基的讳。世隆不加理睬，反而要求唐朝的平等对待，并且自称皇帝。

宋王朝和唐王朝就大不一样。宋王朝是处在一个豪强并起的国际社会，这个国际大家庭包括许多非汉人建立的王朝。因此，宋王朝对待云南的大理王国相当平等。宋史把大理归入“外国传”，而不是西南夷。粗粗一看，宋代的做法令人狐疑，和宋代出现的理学相互矛盾。其实，北宋和南宋两朝面对长城一线强大的邻国，早已习惯于一个平等的国际社会。他们甚至不惜屈膝于北方的强邻以乞求和平。这和汉初的和亲政策如出一端，用钱来买和平。因此，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已经被现实争生存的需要所压倒，相反，敌方倒可以宣称南宋臣服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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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中叶蒙古对大理王国的征服事出有因，可绝对不是为了云南的土地或人口。云南不过是蒙古征服南宋的跳板。当然，蒙古的军事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的发展轨迹。这是继汉代以来，云南首次和中国本土被置于同一个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在和赛典赤，云南行中书省的首任平章政事的谈话中，忽必烈用了“远人”这个词来称呼云南的土著居民。这个词表明，元代的统治者开始把云南看作帝国的一个部分，把当地的居民看作是帝国的臣民。和后来的明清王朝不同的是，元朝并没有区别云南本土的汉人和非汉人。两个原因。其一，元代时云南基本没有汉人。有的话，也是屈指可数。其二，元朝对云南的控制是相当的松弛。被元朝承认和加封的土司控制着云南。

     明清时期的云南发生了关键的变化。首先，人们发明并相信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神话/说法。朱元璋在圣谕中就说云南自汉代以来历隋唐一直从属于中国。第二，云南的土著族群逐渐地被看作是帝国的臣民。以下元明清三代对云南土著居民的称谓可以看出，帝国的统治者对云南的蔑视随着时间逐渐减轻。

表6.1 元代对云南土著居民的称谓 （元史）

表6.2 明代对云南土著居民的称谓 （明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摘抄）

表6.3 清代对云南土著居民的称谓 （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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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三个表虽然简单，却蕴含着相当多的信息。首先，虽然蛮和夷两个字都用来称呼，蛮字的出现越来越少，可能是因为“虫”旁的贬义大大超过了夷字的“人”旁。第二，许多新的词汇出现，包括一些相当中性的词语广泛地使用，比如夷人，夷民，蛮民，土人，土民，土著。把“人”或者“民”与“夷”，“蛮”或者“土”绑在一起，“夷”和“蛮”原来带有的轻蔑的口吻大大降低了，因为它们起到了形容词的作用，或多或指代地域的远近而非兽行或半兽性。在某种程度上，夷人，夷民，蛮民，或者苗民，和土人，土民一样，指的是新近征服的遥远边疆的居民。最后，某些本来只用于称呼汉人的词汇也开始用来称呼土著居民，比如，百姓，赤子，黎献，以及编氓。如果明代的皇帝用这些词还是属于潜意识的行为，清代的皇帝，比如雍正，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高度的道德责任感来平等对待非汉人的土著臣民。

１６５９年，顺治皇帝清楚地说，“云贵新进版图，百姓皆朕赤子。”雍正指出，改土归流，就是要把土著居民从土司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改土归流是否解放了土著居民姑且不论，雍正本人的诚意倒是无可置疑的。在他的许多圣谕中，雍正强调，非汉人和汉人一样，都是他的臣民。雍正的这种看法和１５世纪杨慎的思想倒是不谋而合。杨慎指出，只要土著居民接受帝国的统治，他们就是中（华帝）国的子民。

从清代统治者对于“汉奸”的立场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边疆土著居民的态度。清代的所谓“汉奸”和现在的汉奸的意思完全不同。现在汉奸指的是叛国者和卖国者，清代的汉奸指的是“汉之奸民”，也就是奸猾不法的汉人。

　和台湾边疆一样，清朝的皇帝以及地方官员十分担心逗留云南的汉人商人以及移民，因为他们熟悉各种制度和资源往往盘剥和利用当地的土著居民。在西南边疆，清代统治者禁止汉商购买土著居民的土地，禁了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可见，汉奸也非常猖狂，禁而难止）。虽然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保障边境的稳定和安全，土著居民的某些利益也同时得到了保护。

一句话，随着融合过程的发展，一方面，云南的土著居民产生了云南人这个新的地方认同，从而逐渐接受了中国认同；另一方面，帝国政府也逐渐把云南的土著居民视为子民。中共政府在二十世纪发展了这个倾向和遗产，宣称各个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平等这个根本原则的一项关键的前提措施就是要辨别中国有多少民族，从而把非汉人的族群划分进入中国民族的大家庭，成为汉族老大哥领导下的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