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浑球

小人书

我爹是院儿里有名的酒鬼，为酗酒的事儿我爹和我娘天天打架。我爹为了喝酒把手表自行车全卖了，有次正往外倒腾缝纫机，被我娘撞见又给拖回来了。他喝完酒就抽疯。有一天我在院儿里玩儿打仗，我当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兵，被小朋友押着在院儿里走，让酒气醺天的我爹看见了。他一把把我拽进屋里就是一顿暴揍，一边揍一边嚷嚷：“为什么共产党好人你不当，你非当国民党坏蛋？！”结果他愣是在我身上打断了一条椅子腿儿。

我爹来自白山黑水。据说他六岁时候就和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坐着俄国老毛子的卡车满东北地乱跑。雪天冷啊，老毛子就从怀里掏出Vodka，自己先来一口，再给这哥儿俩一人一口。后来日本人来了，老毛子被赶跑了，我爹也上了学。上了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热爱祖国。在电视剧《末代皇帝》里，陈道明扮演的溥仪慷慨激昂地演讲：“满州国不是殖民地！满州国就是满州！”我的爹受的就是这个教育，所以他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满州和中国的关系，认为自己就是个满州国人。(后来我那个来自江南的娘和他打架打急了，就会来一句：“你就是亡国奴的天性！”)

后来日本人终于被打跑了，中国人自己又打起来了。我堂哥(就是我大爷的孩子)总是骄傲地给我讲家史。他爸爸很早就参加了共军的地下组织，开始为革命工作了。可我那个16岁的爹还糊里糊涂，每天看着门前过的不同番号旗帜的兵车犹豫。最后他决定参加国军，因为发现还是国军吃得好。这一决定可把我大爷急坏了，连夜跑回家，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爹：将来一定是共军的天下！我爹其实也没个准主意，共军就共军吧。于是就共军了。

我爹参加了共军，可也没扛过枪，不知怎么就混进文艺队伍了。他的命还真好，所在的那个戏班子后来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排演了一出叫《反翻把斗争》的戏，戏里有一个倍受地主欺压的70岁的老贫农。整个儿戏班子找不出比我爹更瘦的了，就让他演。没想到一炮打红，一把就夺得了东北局的大奖(相当于后来的百花奖吧)。那年他17岁。从此，他就彻底热爱上了共产党，热爱上了毛主席。他没扛过枪，可还得过一次军功。有一个戏的情节是敌人把一把刀戳在我爹的脚边吓唬他。当时的道具都是真家伙，正经开了刃儿的日本指挥刀。那天演敌人的那个演员可能过份投入了，一刀正戳在我爹脚面上，愣把我爹给戳台上了。这时候我爹想起了自己是一个受到过组织表扬的人，想起了前方的战士，想起了毛主席什么的，二话没说，一把把刀拔出来，继续怒视着“敌人”念台词。下了台一看，灌了一靴子的血。

后来就解放了，我爹跟着革命队伍进了北京，认识了我那个同样伟大的娘。这儿插一段儿我娘的光荣历史吧。她生长在南方那个以小资和歧视外地人闻名的大城市，但中学没毕业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几个同学跑到南京(当时的首都)，参加了另一个戏班子(后来的“中央戏剧学院”)。1949年，南京发生了著名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四一惨案”。我娘17岁，只是个进步青年，当时站的地型却好，正在总统府前边。眼看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骑警抡着大棒子冲过来了，我娘和几个同学没头苍蝇似的就冲进了总统府，在一个柴火房躲了一天一夜。当时和她躲一块儿的同学里正好有一个地下党(后来当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就介绍我娘火线入党了。介绍这个背景为什么呢？为了讲个笑话。那一年春夏之交过后几天，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一个民主党派人士正拍着桌子大喊：“党中央这次行动太及时了！早就应该进行有力的镇压了！”戏剧学院院长给我娘打来一个电话，说你知道现在电视里叫唤的那个人是谁么？他啊，就是当年“四一惨案”时候镇压我们的南京警备司令的儿子！

接着说我爹。他后来又排了好些戏，像什么老舍的《全家福》郭沫若的《屈原》之类的。他自己没什么文化，从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身上学习到的就是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我看过一些他那时候写的演员日记，就算刚学完段儿斯坦尼斯拉夫戏剧理论，他都能一片赤诚地联系到如何更好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理想中去。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感到多么地幸福啊！57年还和郭兰英们去了趟布达佩斯参加“国际青年艺术节”，更坚定了他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贡献一辈子的决心。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我姐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使我的爹娘决定只要一个，以便他们年轻的生命能够燃烧得更长更旺。(后来我姐刚学会写字，给在外地演出的爹写了一封信。信里一共九个字：“爸爸，你好吗？人民好吗？”)

60年代来了，三年困难来了，可没有难倒中国人民和我的家庭。我爹娘三更半夜围坐在小板凳上为我姐切萝卜条当零食，结果弄得楼底下的邻居上来提意见。我爹那时候滴酒不沾，只有在剧情需要的时候才能抽上一口烟。后来生活又渐渐好了。他又接了一个新戏，《友谊的春天》，讲中国乒乓球队勇夺胜利的故事。有一阵儿他住在国家队体验生活，给球员们捡球捡得满手血泡。我爹本来就有个广交天下豪杰的侠骨丹心，当然就广交了乒乓球队的朋友。有一天我娘领着我姐回家，一推门吓了一跳：徐寅生李富荣们一屋子，女子双打世界冠军李赫男横跨在桌子上啃一个螃蟹腿儿。那时候庄则栋正和鲍惠乔谈恋爱，可是乒乓球队的军事化生活不允许他随便出门，于是他们俩的情书全是托我爹传递的。(还有个笑话。有回爹娘带着我姐逛颐和园，等车回家时正碰上小庄和小鲍，就一块儿去了个饭馆吃饺子。我姐那时候十岁出头正饿得发蒙，甩开了腮帮子地一顿吃，居然比小庄吃得还多。小庄哈哈大笑着对我爹说：“打乒乓球我是世界冠军，吃饺子你女儿是世界冠军！”)

可谁也没料到，文革一来，就是这个《友谊的春天》出了事儿。有一阵儿我爹夜里演出白天上班晚，每天中午在剧院对面的马路这边儿就朝刚看完大字报出剧院门的同事开玩笑：“今儿个又把谁揪出来啦？”有一天那哥们儿冲我爹一呲牙：“今儿个啊，把你揪出来啦！”《友谊的春天》被文化部点名，是个大毒草。就在这之前不久，青艺刚自杀了一个女演员。她犯的什么罪不提了，关键是她的死法儿太个别：礼拜天，她一个人跑到剧院后台，对着化妆镜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所以那天我爹一听说自己被揪出来了，班儿也不上了，直接就回家收拾行李去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很快他就被下放了。

一转眼，我姐中学也要毕业了。那时候我娘也下放了，我姐这一毕业可坏菜了。她毕了业就得上山下乡，我们家就没户口本儿了！户口本，在那个年代是个多么宝贵的东西啊(我怀疑现在的美国绿卡可能都不具备可比性)。只要户口本在，一家人就还有团圆的可能。乖乖隆个咚，在这关键时刻，我的爹娘作出了他们有生以来最伟大的决定：一定要赶在我姐毕业之前再生一个我出来！于是我就来了。尽管我一出来就被寄养到一个宁波裁缝家去了，但我还是肩负着看护我们家户口本的重任。(就这么急急忙忙的。生我前两天我娘还在山里扛石头，所以我老婆认定我先天就不是很足。)

再以后就一片混乱了，林秃子突然自我爆炸了。那个宣布《友谊的春天》是大毒草的家伙正好是林彪集团的，跟着倒了台，又过了两年，我爹也就幸运地回来了。我还记得他回来之前，我娘带我去他下放的地方看过他一回。坐火车，跟着坐马车。到了地方，我爹不忘演员本色，满脸大胡子地冲着吓傻了的我挤眉弄眼作着各种鬼脸儿，还变戏法似的变出两个桔子，用拳头给我做了一杯鲜榨桔子汁儿。他还在住的帐篷里挂了好多彩色纸条儿，让我跟个将军似的绕着转圈儿，他在旁边又是鼓掌又是雀跃地夹道欢迎。后来我爹回了北京也无所事事，就整天骑车带着我逛胡同玩儿。从那儿我就爱上了北京的胡同。骑到个小酒馆儿，他就给我买个杏仁豆腐什么的，他自己呢，喝酒。

从那时候起，我爹就变了。他没文化，他弄不懂好些事儿。他不懂为什么他对党的一片衷心会被怀疑，不懂为什么当年把他从东北带出来的老领导会是个特务，当然更不懂为什么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会自我爆炸。他只能喝酒了。他怎么喝呢？他骑车到一个酒馆儿，进去，要一升啤酒，再要二两白酒，然后把白酒倒进啤酒里，一饮而尽，然后骑上车接着走，走到下一个酒馆儿。76年地震，我们家房子塌了。我住到防震棚去了。有一天和几个小朋友逮蛐蛐儿逮到我们家的废墟，突然看见我爹和一个剧院的朋友一人坐在一块空心砖上，旁边放了瓶白酒和一大摞杯子。俩人什么话也不说，喝完一杯就往地上一砸，再拿起一个杯子接着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丰毅喝完酒把杯子往地上一摔，还说了句：“嘿，摔不碎？！” 每次看到这儿我都笑了。)

后来粉碎“四人帮”了，粉碎了没两年，我爹就死了，才50出头。死之前我们家，像所有酗酒家庭一样，打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我特恨他，认为他就是一个浑球。他和我大爷的死前后只差了两个月，都是喝酒喝出来的病。我大爷是肝硬化，我爹更快，脑溢血，一夜之间就没了。在追悼会上，我看见曹灿王景愚那些经常在舞台上把我逗得哈哈大笑的喜剧演员们咧着大嘴又哭又嚎，可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我只记得我娘前一天晚上对我说的话：你长大了，已经是家里的男人了。我想，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一些我爹一辈子都不明白的事。我有了自己一生的立场。

我爹有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他没事儿在家老爱穿件坎肩儿，俩手插在胸前，脑袋往前探着，还时不时神经质地把手往空中一劈。他的个儿不高，声音却很浑厚。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能扮演一回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