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保姆的一辈子

贝儿

我们家有爸爸、妈妈和我们姐妹三个，一共五口人。可从我会数数起，不管谁问我，我都说“我们家有六口人”，那多出来的一位，是我们家的保姆。这位保姆1954年进入我父母新婚的家，1995年被儿子接回家颐养天年，前后在我们家共呆了41年。我爸妈叫她冯阿姨，我的两个姐姐叫她冯婆婆，而我则叫她于婆婆，其中原因，听我慢慢说。

下面关于于婆婆的故事，都是我从妈妈那儿听来的。

于婆婆娘家姓于，1926年生人，家住辽宁鞍山远郊农村〔我一直没记住那个地方的名字〕。

17岁上于婆婆嫁了人，婆家姓冯，按当时的规矩，于婆婆改名冯于氏。20岁上第二个孩子还没降生的时候，丈夫参加了革命队伍离开了家。不久，全国解放了。

解放后，他们村有些跟她丈夫同时参军的人回来了，这些人的家人就成了军属；有些人没有回来，但收到了部队上发的阵亡通知书，这些人的家人就成了烈属。而于婆婆的丈夫却即没回来，也没收到部队上的任何通知。于婆婆也不追不问，就那么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一直过到了1952年。

1952年的夏天，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于婆婆家，说是受上级领导之托，来接领导的孩子与领导团聚。这时于婆婆才知道，她的丈夫仍活着，而且还成了当时东北王高岗手下的红人，当了官。当时于婆婆要求跟孩子一起去见丈夫,却没有得到许可，于是她执意不让那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把孩子接走，双方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争吵。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村里呆了好几天，见说服不了于婆婆就离开了。从他们离开的那天起，于婆婆就等着丈夫回家来看看孩子、看看自己，可从夏天等到了秋天，从秋天等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等天了来年开春，也没见着丈夫的影子，其它的人也再没来过。

1953年的清明节，一个当时跟于婆婆的丈夫一起参军、解放后留在城里工作的同乡回来给祖先扫墓，才给于婆婆带来了一个消息：她丈夫现在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府工作，官挺大，并于当年春节，与一位曾同在一个部队呆过的文艺兵结婚了。

妈妈没给我讲于婆婆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和表现，只告诉我，于婆婆当天就把两个孩子交给娘家人，自己只身一人去了齐齐哈尔。

当时从农村进城的干部休了乡下媳妇另娶城里姑娘的事很多，而且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同情乡下媳妇的人不多，竭力维护城里老婆的人却不少。那时也不是一个两个乡下媳妇进城来闹，但全不用抛弃发妻的领导自己出面，手下就先给挡了驾了。在那种情况下，于婆婆虽然找到了齐齐哈尔市府的门，却始终没有见到她丈夫的面。见不着丈夫，却得挣东西吃、找地方住，于婆婆就在一个部队的被褥厂里找了个活，那正是我老爸所在的部队。

1954年我老爸老妈结婚，按老爸的级别，除了原有的警卫员，还可以配个保姆，于婆婆就这样来到了我们家。因为她当时的名字叫冯于氏，所以我老爸老妈就叫她冯阿姨。阿姨不是按辈份叫的，是当时对保姆的一个通称〔估计就象现在管保姆叫小阿姨一样〕，其实于婆婆年纪比我老爸只大一点儿。

于婆婆这一进我们家，就再没出去过，后来老爸老妈跟着部队四处迁移，于婆婆都一直跟着，一直到最后来到了北京。

于婆婆一到我们家，就跟老爸老妈讲了自己的事情，遗憾的是老爸老妈那时候脑子被洗得够彻底，没一个帮着于婆婆讨公道的，却一味地劝她不要去打扰领导的生活，安心在我们家的工作。据说这类的思想工作，我老爸老妈在于婆婆来我们家的头两年里一直没放松过。后来也许是因为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或是看到跟自己一样情况的人多了，没一个有结果的吧，从1956年我大姐出生后，于婆婆就再不提这个事了。不过老爸老妈也不是没暗地里打听过于婆婆丈夫的情况，知道当于婆婆来我们家的时候，她丈夫已经受高岗问题的牵连被审查了。

我大姐会说话后，怎么称呼于婆婆成了问题。按理于婆婆跟我老爸老妈是同辈，我大姐该叫她阿姨才对，可我老爸老妈已经叫她阿姨在先，我大姐要是也这么叫，那不成了我姐跟我老爸老妈是一辈人了，这可使不得。大家很为这事发了一阵子愁。后来老爸的一个南方战友给出了个主意：叫婆婆。说“婆婆”这个叫法没有辈份的概念在里面，只有尊敬。老妈当时不太乐意，因为在东北，婆婆是对丈夫妈妈的称谓，这么叫，不是等于把我闺女许给她儿子了？老爸就又做老妈的思想工作：孩子的一切都是人家在操心费力，咱无以为报，让孩子叫一声婆婆是尊敬，是应该的。再说了，谁说革命干部的女儿不能嫁保姆的儿子了？把老妈说了个心服口服，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不过那时候于婆婆的名字还是冯于氏，所以我大姐就叫她冯婆婆。后来我二姐出生，也还是这么叫。而等到十几年后我不期而至的时候，冯于氏已经不存在，代之以于三花了。

1961年，于婆婆第一次跟我老爸老妈提出来回家看看，这是她自1953年清明节离家后第一次回老家。

到家后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她的老二，女儿冯亭沿没有了 ---- 被娘家送人了。

当时正是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在于婆婆她们村，一年能吃上9个月粮食的人家，就算是富裕户了，而且还不是大米白面，是高梁米和玉米面。一般的人家都是一年只有7个月不到的时间吃粮食，其余的几个月只能靠野菜、树叶、橡子面之类充饥。为了生存，把孩子送人的家庭不在少数。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于婆婆的女儿被送了人。

娘家人告诉于婆婆，女儿被送给了鞍山城里的一户人家，那家的条件好得不得了，女儿在人家绝没罪受，但就是不能带于婆婆去见 ---- 因为这是当时答应了人家的。

于婆婆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才在众人”把闺女送人是给她找了个好出路“的劝说声中冷静下来，想着那就见一见老大 ---- 儿子冯亭招吧，总算还有个孩子留下了。不想这时候于婆婆的二哥又走出来提了个请求：把冯亭招的名字改成于亭招，要不于婆婆别想见儿子，他也不让冯亭招认妈。

原来于家在于婆婆这辈儿共有三个男丁，分别是于婆婆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遗憾的是三个男丁前前后后一共生了11个女孩儿，就是见不着个男孩儿的影，这一直是于家所有人的一块心病。当年于婆婆为了去找自己那抛妻弃子、不认家小的丈夫，把一儿一女留在娘家，是她二哥收留抚养了他们。一开始以为于婆婆很快会回来，还没觉得什么。时间长了，就觉得自己花钱财、心力养冯姓后代，太便宜老冯家了，再加上于家无后这块心病一直没除，所以就动了让男孩改姓于、好续上老于家这份香火的念头。

跑了丈夫、又没了女儿的于婆婆，根本不在意儿子姓什么、是替谁家续香火，只想马上见到自己的儿子，所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二哥的请求，一干人等立马就去了派出所。

这种男人因另娶而不认前房儿女、前妻便将儿女改随自己的姓的事，从解放初期到那会儿就一直没断过，所以以这个理由去派出所改名，民警们都驾轻就熟，一套手续一会儿就搞定了。可填写新户口卡片的时候，民警叫起来了：你这孩子本来不就跟着妈姓那嘛，还改什么改！大伙这才想起来，于婆婆当年嫁人的时候，是随了夫姓的，所以户口本上的名字是”冯于氏“，那冯亭招可不就成了是随妈姓了嘛。于是跟民警商量：那把当妈的名字也一并改了吧，她出嫁前的名字叫于三花，行吗？民警说这得有证人证明于三花就是户口本上那个冯于氏才行。于是，又是请村里的老人出证明，又是找证人，证明于婆婆出嫁前的名字就叫于三花。足折腾了几天，才先把于婆婆正了名，然后于婆婆的儿子也由冯亭招变成了于亭招。

以后的岁月里，于婆婆每提起这次回家都要流泪，流很多泪，因为一是这次回去她丢了女儿；二是直到她离开，那个改姓了于的16岁的儿子也没叫她一声”妈“。

探完老家，于婆婆带着一肚子的心酸回到了齐齐哈尔，又在我们家开始忙前忙后，帮着我老妈准备迎接我二姐的诞生。但没过几个月却赶上了部队精兵简政。

于婆婆是上级配给我老爸的保姆，所以是部队出钱发薪，因此被算在”政“这一口里；而她当时又不在正式编制内，所以被列在第一批该”简“的名单中。很快，上级就给老爸又在兵工厂的工人家属中物色了一位新保姆刘阿姨。刘阿姨的到来，意谓着于婆婆不得不离开我们家。

我大姐是于婆婆一手带大的，跟于婆婆比跟我老妈还亲。于婆婆要走那天，我大姐拉着她拚命哭，几次都差点儿背过气去，于婆婆也跟着抹眼泪。我老爸老妈心疼这一大一小，就让于婆婆今天先别走了，等过几天跟大丫儿〔我大姐的呢称〕慢慢说明白了再走。

当晚，我老爸老妈一商量，于婆婆回到老家也是生活无着，没准连饭都吃不饱，干脆让她留在齐齐哈尔，慢慢寻机会帮她找个工作，比回老家挨饿强。这样，于婆婆就暂时在我们家留了下来，后来也一直没有找到别的工作。

那时候虽然我老妈总劝于婆婆”只当是走亲戚,住在亲戚家了“，可于婆婆却呆得并不自在。不做事吧，她觉得是在吃闲饭；做事吧，又怕刘阿姨觉得是在抢她饭碗。幸亏刘阿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仅没因自己的到来让于婆婆难堪，反尔总是假意说不懂，让于婆婆教她做这做那。我老妈说，那段日子于婆婆很不开心，人都一下子老了许多。

我二姐七个月大的时候，我老爸奉调南下，要去成都军区。当时的保姆刘阿姨因全家都在齐齐哈尔，不愿意也不可能随行，于婆婆就理所当然地又担当起了保姆的所有工作，跟着南下了。但于婆婆却执意不肯收我老爸老妈给她的薪水，因为她总记着来成都前“舔着脸在首长家吃了一年的闲饭”。所以初到成都的日子，于婆婆一直是无偿地为我们家服务着。后来部队按规定要再给我老爸配个勤务员，我老爸找上级做了通融，勤务员没配，争取了一份薪水给于婆婆.

四年后，当我在我老妈肚子里的时候，世道开始大乱特乱，我老爸受到冲击被隔离、批判。当时批判象我老爸这样的人有封资修思想和作风的有力证据，就是家里有保姆。一时间，凡是“公家养着的保姆“全被”撤“了职，纷纷回了老家。于婆婆当然也被”撤“了。我老妈几次劝她也走，她几次用”首长在小号〔于婆婆对隔离室的称呼〕里，杨会计〔于婆婆对我老妈的一惯称呼〕又挺着大肚子，我这时候走不是坏肠子嘛“为理由留了下来。当时有人让于婆婆现身说法，说说我老爸老妈是怎么压迫和剥削她的，她永远只是一句话：那都是公家雇的我，他们怎么压迫剥削了？！然后照样帮着我老妈给关在隔离室的我老爸做饭、送饭，照样忙活着我两个姐姐的一日三餐，照样为没出生的我缝小衣服，开始了又一段无偿为我们家服务的日子。我老妈说，那时候如果没有于婆婆，她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丈夫又被隔离，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大约一年半后我老爸解除隔离，调职到武汉军区，于婆婆也随我们一家来到了武汉。可对外再不敢说于婆婆是我们家的保姆了，只说是我老妈家的亲戚。当时那个军区大院的托儿所食堂正想找个人，我老爸就把于婆婆介绍了去。填表格的时候，大名填的是“于三花”，所以那时候结识的院里院外的人，大人都喊于婆婆“老于”或“于师傅”，托儿所的小朋友则叫她“于阿姨”，我自然就叫她”于婆婆“ ---- 我当时就托在那个托儿所里。

我老妈说，在武汉的那段日子，虽然国家政治还是风云变幻没个安生，但我们这个家的生活却平静、安宁。我两个姐姐每天上学，我老爸老妈每天上班，我和于婆婆每天去托儿所 ---- 她上班、我入托，一家人和乐融融，于婆婆是从没有过的心满意足。

1972年，我老爸再一次被调职，这一次是进北京。

一开始，于婆婆对跟不跟我们家一起进京很矛盾。一方面，在武汉的这几年虽然还住在我们家，但一直都在托儿所工作，严格上说已算不上是我们家的保姆了，跟着走似乎理由不足；而另一方面，这么多年共同的生活，我们的家也已经成为于婆婆的家，她无论如何割舍不下；我老爸老妈呢，也一时拿不定主意：把于婆婆一个人留在武汉吧，她没亲没故、孤孤单单的；可让她跟着走吧，她就得失去目前这份工作、这份收入。而凭以往的经验，她是绝不会收我老爸老妈给的钱的，这样就太对不起于婆婆了。左掂量、右掂量，谁都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后来还是我大姐帮一家人做了决定。

当时我大姐正面临初中毕业，她对我老爸老妈说：“如果冯婆婆不跟着走，我就在武汉毕业，去荆门上山下乡(荆门是武汉边上的一个县，当时我大姐所在学校的毕业生都到那儿上山下乡。不过好象几年前荆门已经变成市了〕，可以离冯婆婆近点儿，有个照顾；如果冯婆婆跟着走，那我就先不毕业，到北京再说”。凭我大姐跟于婆婆的感情，他们三人都知道她是会说到做到的，没人劝得了。那时候，北京“是全世界人民想往的地方”，能去北京是天大的荣幸，多少人求之不得啊，怎么能让孩子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三人当即决定：一家六口全部进京！

一到北京，家里就来了一位公派的勤务员小杨。

我老爸老妈不等于婆婆有任何反应，就商量好了对策：就说是上级关怀，我老爸的工资中有保姆费这一项，正好请于婆婆继续在我们家工作。我老爸还假么三道地招集于婆婆和小杨开会，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工作安排 ---- 于婆婆管内勤，小杨管外勤。于婆婆自是高兴得很，我老爸老妈也就顺理成章地每月开工资给于婆婆。

后来我老爸的勤务员换过几个，于婆婆却一直没离开我们家，直到1995年。

1973年的春节，于婆婆第二次回老家。这次是忐忐忑忑地回去，开开心心地回来。因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在于婆婆踏进家门的第一时刻，就带着自己的媳妇一起叫了声“妈”，虽然生涩，却是那么由衷。而且于婆婆的娘家人纷纷夸奖，说亭招这孩子极懂事，尊敬舅舅〔特别是抚养他长大的二舅〕，爱护表姐妹，对姥爷姥姥更是孝顺有加。至此，于婆婆终于找回失去了二十年的母子亲情。从那以后，每年的春节，于婆婆都回老家与儿子媳妇和父母、兄妹们一起团聚、过年。

1975年，于婆婆升格做了奶奶 ---- 儿子于亭招得了个大胖闺女。那时候于婆婆常念叨：这日子是越过越顺心了。

改革开放以后，于婆婆的儿子开始在村里做些木工活，结果越做越好，先是做到了县里，后来做到了鞍山城里，最后还在鞍山开了个家具厂，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之一。

1986年于婆婆六十大寿，儿子于亭招带着媳妇、女儿亲自到北京来给于婆婆祝寿。他们一家离开后的一天，我老爸老妈和于婆婆吃完晚饭后围坐在桌前，看做寿那天拍的相片，我则在一边看着他们〔当时我大姐、二姐都已结婚搬出去住了〕。三位老人陶醉的神情感染了我，让我觉得那么温馨，于是拿出相机，拍下了当时的场面。拍完于婆婆笑着说我拍他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是浪费胶卷，我说这是很好的纪念，于婆婆说了句：”一天到晚在一起，还纪什么念“。那时候，我一直都以为，于婆婆会和我们这个家”一天到晚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年，于婆婆的儿子几次提出于婆婆年纪大了，不愿让她太操劳，想接她回鞍山自己家里去“享享福”，于婆婆都拒绝了，她说“享不惯福”。想不到的是，后来我们姐妹三人一个很善意的举动，却使于婆婆离开了我们家 ---- 那个她生活操劳了41年的家。

1995年于婆婆生日的时候，我大姐跟我和我二姐商量，于婆婆明年就七十岁了，实在不该让她再操劳家务事了。不如咱们找个小保姆做家务，这样可以让于婆婆象我老爸老妈一样舒舒服服、轻轻松松地养老。我和二姐当即同意了这个好主意。没过几天，大姐就把小保姆领回了家。

我老爸老妈自然是称赞三个女儿的这份孝心，可于婆婆却一声不响地回屋了。我们姐仨这才意识到，这个发自内心的善意举动可能不太妥当，至少事先应该先跟于婆婆通通气，让她理解我们的心意才对，要不她肯定误会我们是嫌她老了，才又找了个小保姆。大姐赶紧跟进屋，于婆婆正在抹眼泪。大姐再三解释我们此举纯粹是出于孝心，一点儿别的意思也没有。可怜善良的于婆婆，明明心里委曲，可嘴上却一句抱怨也没有，除了“我没事，我没事”，别的什么都没说。

同年国庆节，于婆婆的儿子来北京接她了。当时我们一家人都有点懵：没说让于婆婆走哇！可这次于婆婆说话了：“我不能拿着钱不干活，还让闺女们花钱雇的人侍候着”。不管我们姐仨怎么解释这是我们对她的孝心，我们就是想让她不干活还有人侍候着，于婆婆就是不肯接受这份好意。

于婆婆走的那天，我老妈领着我们姐仨去送行，小小的软卧车箱里五个女人挤在一起哭个没完，弄得于婆婆的儿子不知道劝谁好。

送走于婆婆，我们三姐妹各回各家〔我那时也已经结婚了〕。到家还没坐稳，老妈的电话打过来了：于婆婆的枕头下面留了个信封，里面是自小保姆来了之后于婆婆的所有工资。......
　

多年的亲情和对这件事的愧疚，让我们姐仨十分挂念于婆婆，于是有事没事就打个电话到鞍山，打电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住不惯就赶紧搬回来！

让我们欣慰的是，于婆婆的儿子媳妇很孝顺，把于婆婆的生活照顾得很好，让一生都在为别人操劳的于婆婆真正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这就是我家保姆的一辈子。

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含蓄，这么多年，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正正式式地跟于婆婆说一声谢谢。在这里我要代表全家，由衷地跟于婆婆说一声：谢谢！THERE IS NO US WITHOUT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