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的“封建

杨小牛

由我来说“封建”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事实上，一些学者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 并对此以及相关问题有一些论述。李慎之先生提醒不要滥用“封建”一词；何怀宏曾谈到封建和专制的对立；启良在其著作中也论及不要把西欧的封建社会生搬硬套于中国； 温铁军在《读书》2001年第三期中指出一个长期被奉为圣旨的错误论述：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也会逐步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近，《历史研究》的读者来信指出五种生产方式的问题。然而，这些论述，大多数比较简单，没有探讨西欧封建和和中国封建的异同，而且没有意识到“封建”一词的滥用已经深入大众生活，扎根于大众意识，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封建”进行正本清源。当然，还是那句俗话，抛砖引玉。

首先，为了方便表达，有必要列举相关而混淆的几个名词：本义上的封建，也即分封建制或分邦建国；西欧的封建（Feudalism）；20世纪以来流行使用的封建，如封建专制，封建婚姻等等。    

不妨让我把话往远了扯。20世纪60年代，佛郎克，也就是依附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的著作《REORIENT》已经被翻译为 《白银资本》， 在拉美参加革命研究经济时，发现了一个悖论：拉美的学者和政治家往往把拉美的落后归咎于拉美的“封建制度”（“Feudalism”）：Feudalism 在拉美阻碍发展，阻碍现代化，成了落后的代名词，那么，为什么西欧的封建制度（Feudalism）能够产生或孕育出资本主义，而拉美的封建主义（Feudalism）不行呢？佛郎克指出，拉美根本没有封建制（Feudalism）。拉美的落后，是因为她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也即华勒斯坦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从拉美的经济出发，佛郎克提出了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拉美的例子和中国很相似。封建（Feudalism）被百般指责，封建成为落后、传统、保守、甚至是反现代化的代名词。这些指责，在传统和现代化中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恰恰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现代化或近代化是由所谓的传统中孕育出来的。这是题外话。

可能中国的例子有甚于拉美。中国史学界的一贯论调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超稳定，遏制了明清江南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给予西方列强以可乘之机，百年屈辱史由此不可避免。也就是说， 当西欧的封建（Feudalism）孕育了资本主义时，中国的封建却窒息了资本主义。于是学者们纷纷探求中西封建社会的同异，来揭示两种对立的结局。其实，这里所说的西欧封建（Feudalism）和中国的封建是风马牛不相及。

不妨让我们一起来来看看西欧史学家是怎么描述西欧的Feudalism。应当指出，西欧史学家对于Feudalism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但谈到10至12 世纪的Feudalism时，他们同意，Feudalism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能够一眼辨认出来。F. L. Ganshof指出，Feudalism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人身依附，军事阶层占据社会上层；土地的向下极端分封；由于分封和人身依附而导致的权利等级制度政治权威因分封而在等级制度中分散；政治权威形式上来自政府，实际上是因为政府的解体。上述概括未免太专业了，不好理解。简而言之，西方学者认为：Feudalism不是一种经济或社会体制，其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方式，但她既调整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同时也受后两者的反作用；作为一种统治方式，Feudalism的本质关系不是君主与臣下，也非政府与公民，而是领主与附庸。也就是说，政权的运行有赖于少数人之间的人身契约，他们视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威为私有财产，不可剥夺。

谈及“成熟的封建社会”时，Theodore Evergates概括了三个特点：首先，由于没有王室的直接干涩，是各地的领主塑造了法国各省的特征和制度；其次，书面记录在行政和个人事务中得以广泛使用；第三，在由男人和为男人创造的封建制度中，妇女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这三个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除了第二点，其他和所谓中国的封建社会根本沾不上边。我们可以发现，西欧的封建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没有中央集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皇权，也即没有中央专制。这和所谓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有封建就没有专制，有专制就没有封建的说法是十分精辟的。即使考察古代中国的分封建制，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分封恰恰因为中央不够强大，而加强中央集权势必废除分封藩国，势必和分封势力冲突。从这一点而言，把西周至秦统一之前的中国视为封建社会（Feudalism）符合逻辑。这也是许多西方学者接受的观点。

作为分封建制的封建（唐人有《封建论》)，著名于西周。武王伐纣，取代殷商，大封天下。受封者大致三类：周氏王族，异姓功臣，以及殷商后裔。这种分封其实反映了王室和诸侯的一种妥协：王室无力直接统治（既由于力量不足，也因为技术上不可行），诸侯以名义上的臣服换取实际上的自主。这种状态，往往被坐大的地方或致力于集权的中央打破。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晁错削藩与吴王刘濞叛乱就是最早的一个例子。因此，从司马迁到清代学者所说的封建指的都是分邦建国或分封建制。

秦皇一统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其实是在统一之前）。此后，郡县制渐行天下。但封建退出历史舞台却又花了近两千年。直至明初依然有分封诸国，导致燕王抢占了侄子的皇位；清初有三藩，就有三藩之叛。总之，只要有分国，就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中央要集权，地方要分权，甚至有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想法。汉以后，分封是开国盛事，但除了皇族以外，异姓功臣领衔、领俸禄，极少领土，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逐渐加强，专制可谓一代胜过一代，分封建制最终淡出江湖。

因此，封建和中央集权，和专制是不相容的。这就是为什么清末学者启用封建，把它作为宪政改革的一个本土模式来反对中央专制，提倡地方自治。这个问题，一些日本和美国学者都有详细论述。Duara指出，清代自顾炎武始，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用“封建”来抑制帝国政府的权力。顾炎武主张用“封建”来提倡地方自治；黄宗羲倡导把地方士绅参与本地行政管理制度化，以此来防止中央集权郡县制下的滥用权力。他们对“封建”的理解，绝非现在流行的意义，也和对农民的压迫无关，而是对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渗透和控制的一种批判。这种思路和明清以来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有关：地方精英开始凝结起来反对政府的控制。19世纪下半期以来，从冯桂芬到康有为、梁启超和黄遵宪这些改良主义者继承了清初有关“封建”的思想，一方面用“封建”来保留地方社会的自治，另一方面认为“封建”可以将中国社会引入现代化的轨道，尤其是宪政改革。黄遵宪在南学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封建制度”的优点，认为有有助于创建现代国家。黄指出，“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因为它维系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紧密关系，而郡县制中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则总是压迫百姓。梁启超则更进一步，他把“封建”和西方的或近代的一些原则（自治，民主，宪政）结合起来，认为通过“封建制度”可以扩大地方的权力，实现地方自主自治，推而广之于全国，这就是宪政。这样，“封建“就成为宪政改革的本土化模式。而梁对于封建一词的定义和二十世纪学者赋予它的意义即使不是完全相反，也是大相径庭。这些学者的思考，可以说，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普世的现代化和民主宪政，而且进一步思考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从而使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施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民主宪政作为一个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但具体实施则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传统。当代最好的中国学者，也才刚刚接触到这个议题。

比较分封建制和西欧的封建，两者都盛行于没有中央集权的社会。这就是西方学者倾向于把西周至秦统一以前的中国称为Feudal或Feudalism的原因，虽然他们也注意到两者的区别。比如，Derk Bodde 指出，“把封建主义套用于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尝试，其经济色彩浓于政治色彩。中国多数朝代以文官制度支撑的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完全没有或大致没有（西欧）封建制度的政治特点”。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封建或半封建现象是显著的，周代以及二十多个短命王朝割据的公元221－589年”。以上这段话用词及其谨慎，以“封建现象”一词代替封建社会或制度，以避免说周代是封建社会。不过，Rushton  Coulborn认为周代可能是封建的，但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封建一词的本意基本上被人们遗忘。除了读古籍外，作为分封建制的封建已经在大众生活中消失。与此同时，人们赋予封建以新的内涵。

清季以来，西学开始冲击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许多新的理论取代了中国原有的观念，许多新的名词便是这一转变的副产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除了翻译过来的词之外，许多中文中原有的词也被利用赋予新的涵义，封建和民主便是其中的代表。被这些理论和话语武装的中国学者在中西冲突中试图重新思考和揭示中国社会。如同科学一词， 把Feudalism 翻译成封建的专利权属于日本学者。日本学者把秦统一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同于西欧的封建制度。梁启超就接受了这种观念。但封建这个词的大众化得益于反孔，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流行开来，因为人们把它和孔学联在一块，认为儒学提倡的伦理道德是所谓封建的。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发明了“封建伦理道德”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属于公认的（分）封建（制）这个历史时期。但是，遭到新文化运动猛烈攻击的则是宋明理学，已非分封时代了。

虽然封建一词在新文化运动中流行开来，但是，直到二十年代末，人们才把封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功绩。这当然离不开最早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郭沫若。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是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几乎没有有关中国社会的论述颇为失望，就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中国，同时检验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于是有了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本书中，郭沫若试图证明古代中国曾经存在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他认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发生在东周。郭的著作是马克思理论运用于中国史学的最早成果，因而广被称颂，看一看前几年国内主要历史期刊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回顾的有关文章就可以明白。但是，仔细翻翻这本书，理论多于考证，他的论点缺乏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郭沫若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引入了史学界。

当郭沫若、吕振羽、王亚南、侯外庐等学者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学、 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热衷于西学的引进和改造。但是，他们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却大相径庭。于是有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论战者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虽然双方谁都没有说服谁，但后人认为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中共党史中有重要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互相攻讦，双方的话语体系是类似的，封建和封建主义这些词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去深究“封建”这词的来历和涵义，去比较西欧的Feudalism和他们使用的封建的异同。这些学者几乎都接受中国和西欧的封建是一回事的假设。这样，封建一词的新用法、新涵义就被沿用下来了，不仅在大陆，也在香港和台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如此。梁漱溟就反对把西欧的Feudalism移植于中国古代社会，反对封建这词的新用法。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既非封建的， 也非资本主义的。但在1969年文革如火如荼之际，梁漱溟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这么早结束却这么迟，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受到了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梁对这篇文章是不满意的，最终因健康原因而失去了修改的机会，我们无法得知他真实的想法。

封建主义的引入自然而然导致了困扰中国学术界70多年的古史分期问题。70多年来，有关的争论，如同新瓶装旧酒，重复了几次。诸家学派中，吕振羽的观点被毛泽东接受而成为教科书版本，广为人知。

1934年，吕振羽在《文史》上发表了《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一文。吕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封建社会，秦以后至鸦片战争前是专制封建，此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长征到陕北的毛泽东，曾经要求地下党购买书籍，其中可能包括吕的著作，否则无法解释毛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吕振羽关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点，被毛泽东接受以后，立刻称为中共的官方语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你就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你就不能分辨谁是革命的生力军，谁是革命的同路人，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也就无法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区别于资产阶级革命，又区别于无产阶级革命。因此，说吕振羽的史学观点奠定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石并不夸张。至少，吕的观点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前提。

当40年代斯大林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被介绍到延安后，古史分期的争论就更复杂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当然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却众说纷纭。后人概括，大致有六七种观点。不妨简单介绍如下。

范文澜、剪伯赞、吕振羽他们认为，西周时，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郭沫若的观点改变了几次，最终同意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周谷城则提出是东汉。尚钺坚持认为，从奴隶向封建的转变完成于魏晋时期。李亚农和唐兰说封建社会成形于春秋。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原始公社解体后就进入了封建社会。

在争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虽然他们对封建主义认识有分歧，但封建主义的定义是基于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这就是 Guy  Fourquin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把封建主义（Feudalism ）和地主制（Lordship ）混淆起来。Fourquin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Feudalism与其说是一个政体，不如说是介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制之间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它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下层结构（Substructure），主要就是由于地主拥有土地从而占有农民的劳动而产生的农民对地主的从属关系”。西欧的封建，是建立在领主和附庸之间的契约基础上，是一种自由人的契约关系；中国社会也有某种契约关系，如有些地方地主不可随便废除和佃农的租佃关系。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普遍，而且这种约束，往往是因为双方属于同一宗族的血亲关系，或者是本地乡村势力反对外来户的深入。总之，这种约束，属于地方的一种不成文法，而非自由人之间的契约。

其次，这些学者把这场争论作为一个个例来证明一个普遍真理，也就是，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线性发展的一个普遍阶段，是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前面提到，《历史研究》中的读者来信质疑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我们知道，五种社会形态是基于五种生产方式而定义的。这一理论，本非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本人没有说过，人类社会必然经过原始公社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属于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很大，甚至比人们已经认识到的还要大。他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如，民族理论）在中国被奉为经典，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影响很坏，后遗症一大堆。其实，斯大林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素养呢？很少有人质疑斯大林和马克思的区别，或者斯大林和列宁的区别。假设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正确的，人类社会必然经过这五个阶段，你也无法证明中国社会也必然经历这五个阶段，因为中国社会并非整个人类社会的简单代表，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简单组成部分。假使所有的民族自称一个独立的社会，都必然经历这些阶段，如何解释太平洋那些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主义，如果和其他社会隔离，他们将永远停留于渔猎社会。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业并没有带来五种社会形态。因此，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有个错误的前提：假设民族－国家－社会的等同性，认为它们是隔离的独立单位。而当官方借用这个理论时，又张冠李戴，把西欧的Feudalism这个地方现象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生搬硬套于这个社会，硬是在中国历史上发明了一个“封建社会”。

第三，这些争论都强调封建制度的经济特征。许多学者同时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封建制度。然而，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建立在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导致了他们也承认的另一个矛盾：在所谓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经济方面有许多变革性的突破，如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商业化、城市化和银行金融业的发展和繁荣。这些现象，并非是个别的、局部的、没有全国性影响的，因而，无法包含于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范畴内。这样， 把中国两千的历史以封建统而言之，大大简化了其中多层次、多方面、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内涵，许多质的、革命性的变化因冠以封建的标签而被人忽略或估计不足。很难想象，两千年的历史被语焉不详的封建二字概括了。

最致命的问题当然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了。这是学者们苦思不得其解的课题，这是教科书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无法自圆其说的难题。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 任何一个民族社会都应当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产生于明末清初，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发展进入成熟的资本主义呢？

这个问题又有许多争论，大致难逃内因外因之说。外因说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扼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样，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破坏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大家都承认，西方的入侵同时也刺激产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无论冠以民族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帽子。这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就出现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是其中一个正确，还是都正确，亦或都不正确？

相随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中国不能在西欧之前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这个论断也很可笑。西欧的资本主义是从其封建社会产生的，两者有对立的地方，但两者还有联系，有继承的关系。资本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资本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简而言之，就是西欧的封建主义。正是西欧的封建社会孕育了西欧的资本主义，我们绝不可忘记这一点。

有人又会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有不同，时间长，超稳定。对于这句话，我既赞同，又反对。赞成“不同”这个词，但说的还不够，因为中国社会和西欧根本就不同，中国根本就没有西欧的封建。黄仁宇先生就是这个观点。他在<<资本主义和21世纪>>这本书中提倡以中国为本位的考虑。他问道：“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即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他的回答是，“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遑论萌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黄仁宇具体分析道，称中国尚未于西方大规模接触之前之体制为“封建”，即与事实不符。他引用西方关于Feudalism的专家的观点指出，西方的Feudal System的确与中国的封建(分封建制)有共同点，但明清这样的帝国情形与西欧的Feudalism以及中国的分封建制完全相反。他说，明清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全民抽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世袭，除了皇帝之外，可以遗传的爵位没有实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这些和西欧的Feudalism都是截然不同的。黄仁宇进一步概括道，“东西体制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自然也无法用Feudalism或资本主义萌芽来概括中国事务。基于此，黄仁宇认为，“说不待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会缓慢的树立本身独创的资本主义，纯系臆度之辞。”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的需要而产生。”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产生。”黄仁宇比喻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不妨让我引用一些美国中国学专家的有关论述。世界体系创始人Wallerstein在其书中引用列文森的观点: 在概念和逻辑上，封建主义作为社会学意义的“理想典型”是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但在历史和编年史上，前者对后者起了刺激作用。中国缺乏封建约束比有这类约束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断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原始的资本主义形式，从而容纳并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力。……(中国)那种官僚社会是封建主义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抑制剂。列文森和黄仁宇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但都否认中国是封建社会。

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所谓的超稳定，正是内因说的要点。内因说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长期的“封建制度”扼杀了，特别是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和经济上“超经济剥削”，比如说，高价地租。这个论点很有意思，因为从根本上说，它犯了循环论证的毛病：中国的“封建制度”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从而导致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超稳定性。这种观点，无疑把近代化或现代化（所谓资本主义）和传统（所谓封建社会）绝对对立起来。殊不知，现代化恰恰是从传统中脱胎出来，两者并无绝对的鸿沟。

无论内因说或外因说，他们都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基本单位，所以才有内外之说。其实，研究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研究为什么资本主义独独起源并成熟于西欧，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国和西欧。因为，这个命题是超出于中国和西欧这些地区范围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因此，在我们加强对西欧、对中国、对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时，我们更需要一种全球性的世界观，把资本主义的产生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一个是由于全球性的互动而产生的现象。这也是题外话。

此外，无论西欧的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都不是想当然普世的现象和制度。黄仁宇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的需要而产生，因而不是常态，不是任何其他地方都能产生的，这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Wallerstein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我们长期以来，一致奉行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把Feudalism和Capitalism看作是每一个社会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从而使其具有普世性。

由于对“封建主义”的误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中国近代史是这样写的：封建主义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汉唐的“封建”却使中国居于世界前列），从而西方资本主义有机会殖民中国。这和佛郎克在拉美观察到的现象是一样的，人们“发明”封建主义来解释落后和不发展。

既然近代中国的屈辱最终是由于“封建制度”，封建一词完全贬义化，封建成了传统、落后、保守、专制、前近代化、迷信、父权制、个人独裁等等的同义词。近代中国所有落后的地方均可以诉诸于封建。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封建这个词不仅流行于学术界，而且深入大众生活，深入到老百姓的话语体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要谈一谈“封建”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其它词如封建这样流行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流行于堂皇的书报期刊和日常的街谈巷议。

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部分原因是他头脑中的封建思想。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台湾虽然标榜反对共产主义，但封建的用法其实也是一样。台湾出版的杨碧川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和大陆的教科书如出一辙。汪荣祖和李敖的《蒋介石评传》就用“封建帝王”、“封建迷信”、“封建思想”等来描述蒋介石。最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台湾“总统”选举中，当李登辉把宋楚瑜比作篡汉的王莽，宋楚瑜指出这个比喻颇为不当，李头脑中“封建”思想颇深。

婚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其目的就在于反对封建婚姻。由于政府的宣传，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知道：父母包办婚姻是封建婚姻，这是不对的。反对封建婚姻就是要反对父母包办，反对父母干涉子女婚姻自主。可是，究竟什么是封建婚姻，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望文生义，想必就是封建社会的旧式婚姻吧。问题在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并没有单一或统一，连续的婚姻形式。唐代也属于所谓的“封建”社会，女性享有较大的婚姻自主，这在敦煌出土的文献多有反映。女子可以择婿，寡妇可以再嫁，夫妻协议离婚等等，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的婚姻”呀！

同样，男性在中国社会中统治地位被冠以“封建父权制”，那么，奴隶社会难道不是父权制吗？现在虽然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可在实际生活中，难道不是以男性为中心吗？可惜的是，许多女权主义者对这些问题认识也非常模糊，笼统地反对“封建婚姻”、“封建父权制”、“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父权制就是父权制，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社会主义社会也好，本质上是一样的。

还有“封建迷信”一词，迷信难道起源于封建社会吗？之前没有迷信？现在没有迷信？不过，还好没有出现“封建邪教”这种组合词。

总而言之，什么坏的东西都可以往封建上推，其实是毫无道理。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封建”一词在20世纪的衍变。巴金的著作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例证。我选择巴金，首先他是著名作家，世纪同龄人，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更重要的是，巴金的著作以“反封建”而闻名，他本人，也有反叛“封建家庭”的革命经历。他的作品极为流行。到1986年为止，他的《家》被印了50多次，估计应有百万册之多。第三，文革后，巴金提倡忏悔，主张无保留地反封建（因为他认为“封建主义”是文革的祸首）。

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就成名了。他的成名是因为半自传体小说《家》。1932年他在《家》最初的序里写到，这是一个“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五年以后，在第十版序言中，巴金说，这是“一般封建大家庭”的故事；五十年以后，在其中文版，法文版，罗马尼亚文版的序言中，充斥着“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反封建”这些词；与此同时，在香港版的序言中， 巴金指出， 这本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反对“封建遗毒”，例如，包办婚姻和父母干涉子女自由。巴金的一系列小说，其成功就在于“反封建”。文化大革命以后，巴金再次提倡反封建，因为他认为，文革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漫长的“封建历史”和人们头脑中的“封建遗毒”。巴金强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彻底地反封建。因此，我们在他的《随想录》中很容易找到这些词组：封建的、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传统、封建婚姻、封建流毒、封建文化、封建法西斯、封建制度、封建迷信等等。

读者当然已经注意到，巴金在《家》最初序言中的说法，《家》是反“资产阶级家庭”的小说，三十年代下半期才改为“反封建”。这和我说的“封建”一词流行的时期是吻合的，反映了当时思潮对社会对大众特别是青年的影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反封建”的巴金最近(1999年)却被人指责具有“封建思想”，是“封建遗毒”的一个典型。在网上流传的这篇文章指责巴金担任了40多年《收获》这个国家资助的文学刊物的主编，虽然他十几年前就住进了医院，于《收获》并无实际贡献。其次，文章指出，巴金选择其女儿为《收获》副主编，这是“封建世袭制”的表现。巴金的故事说明了“封建”这个概念如何渗入大众意识，他本人既受这个过程的影响，同时又推动了“封建”在大众文化中扎根。像巴金这样的世纪老人尚且误解误用“封建”，何况其他人！

有人说，语言不是静止的，每个词都在衍变。没错，但是，我们要考虑衍变的社会历史背景，考虑为什么这样变，而不是那样变，是什么力量推动它这样变。“封建”这个词的衍变，并非单纯语言学的现象，因为，很难想象一个词在二三十年意义前后对立是一种自然现象。

衍变的大背景自然是学术与革命的结合，启蒙与救亡的结合。革命救亡的急迫和优先导致人们对外来事物没有静心思考沉淀的机会。再广而化之，这个背景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民族抵抗的冲突。John Schrecker指出。中国革命和“在此之前的漫长的经常被人误解的时代联系了起来”，特别应当考虑到“在革命中，西方和西方思潮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对“封建”的误解表明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概念有囫囵吞枣和生搬硬套的一面，这种现象是和他们作为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经历紧密联系的。

“封建”一词的例子，对我们是有启示的。怎样才能真正使西来的东西中国化、本土化？怎样区别外来的东西究竟是有普遍意义的可以使用于中国的还是只是地区经验不适合中国的？怎样才能避免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否定外来的普遍经验？一句话，怎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反对中国特殊论或中心论而导致的抵制拒绝全球化的浪潮，又要努力在全球化中实现本土化。 当然，说得容易做着难。

这又扯远了。还是谈谈怎样解决“封建”一词的用法来结束全文。首先，分封建制的用法当然保留，古已有之嘛！其次，西欧的Feudalism可以翻译成封建，因为两者是有共同点，前已述及。许多学者是认为西周至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属于Feudalism，两者可以等同，当然，他们有区别，有待于专家进一步研究。所以，封建社会应当指秦以前而非以后。第三，二十世纪发明的“封建”应当区别对待，基本应当废弃不用。试一一论之。

“封建迷信”，直言迷信即可，人人都懂。“封建婚姻”，不如说包办婚姻或类似的买卖婚姻等等。“封建文化”的用法殊为不当，究竟是礼教、孔学还是其他？“封建思想”也是如此，该是什么就说什么。“封建专制”，直言专制足矣。何况，如前所述，封建和专制是对立的。其实，凡说“反封建”，均应代之以“反专制”。有些学者慨叹，中国的问题在于“反封建”不够，不彻底，其实他想说的是“反专制”不彻底。

清除“封建”遗毒，最终有待诸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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