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什

鱼儿

杌子

杌子是山东人的叫法，部队家属大院里杂居的军人家属从全国各地来，语言也杂合成“洋泾滨”了。四川来的咱家人，也叫那不怎么高的方木凳作“杌子”。

家里的杌子多是部队配发的，一律的深赭色，好象冷冰冰冲锋枪托的颜色。每只杌子的某条腿上总可以找到一个白漆写的工工整整、厚厚实实的正楷繁体“軍”字。这些杌子重得搬不动，每回吃饭，我宁愿用两个小板凳摞一起，也不愿抬那笨家伙。

那只桔色杌子的来历我不清楚，反正它一到咱家，就被我据为已有。周末，训练场上有露天电影了，我也搬了它，早早占据有利地势，等着电影开映——它的轻便自不必说。

后来，那只桔色的杌子被父亲齐刷刷锯断了根椽子，离坐面三四公分处的那根——我不安份的脚伸进了那三四公分宽的空间，怎么也弄不出来。因此，我常常在邻家设宴时，从一屋子借来的杌子中，一眼认出我的那只。

再后来，大哥结婚，少根木料，大约是嫌那只杌子断了椽，便拿去拼了料，打进大哥的新家具里。

那时，我已经在外读书。

小圆桌子

年二十七，母亲又把那张小圆桌子拿到院子里用碱水刷洗了。这是咱家几十年的习惯。

小圆桌子桌面和撑架可以分开。桌面是纯粹的木板拼制（当时可能还没有刨花板、三合板之类的合成物），没有上漆的桌面留着几十年的苍桑。每年夏天，小圆桌子都被洗净再晒干，刷一层桐油阴干了。父亲说这样就不会食油浸渍了。撑架是十字型 ，四根漆成红黑的桌腿通过轴心，可以收合。家里屋子小，平时收了起，括在墙角不占地方。夏天放学，我拿撑架，把它放开成垂直，二哥把桌面从屋里滚出来，将桌面反面正方形的一角对准撑架的一个鞘子，慢慢放下，其它三个角不能对准，就用手掌拍拍撑架腿，几下对准了，桌子就四平八稳了，手掌也拍得通红。

小圆桌子春节前的使用频率是最高。每年二十八的晚上，兄妹四人围坐小圆桌，看父亲做炒米糖。母亲在灶前添火，父亲一边闲聊怎样从老团长家学来这手艺，一边搅拌林铁锅前的料糖。在母亲的加温下，“年味”从大铁锅弥漫到整个厨房，甜香有糖果味馋得孩子们直咽口水。父亲用食指醮了些料糖，长长的糖丝断了，送到幺妹——我的嘴边，好甜！大铁锅里的料糖很快鼓起大泡泡，父亲如临大敌，象指挥员一样命令母亲停火，麻利地把爆米花、花生米瓣和斩碎的桔子皮倒进大锅，快速翻动搅拌均匀，悉数捞出，砸在小圆桌上，用准备好的木板趋热挤压，让它变成棱角分明四方体，用擦了少许熟油的菜刀先切成条，拿刀片把那一条条小心地从桌面上铲离，再切成块，就跟商店里买的样，只是还热乎着。父亲长嘘一口气，对母亲说去年不成功就是压板上没有刷油，料糖全粘到压板上，没能压成型。

父亲去世十多年，家里就没再做过米糖。

大床

家里兄弟姊妹四人，哥哥姐姐每人一张行军床。据说，我是“计划外”的，所以没有配发。只能跟着父母睡大床。

大床里侧从这头到那头钉着一块木板，母亲说晚上睡觉我不老实，总掉到床底下，几次下来，他们就钉了这块护板。

其实，我乐得睡大床。睡大床，可以发现秘密。

那时，物资匮乏，平时根本吃不到水果。但到了秋天，部队会成筐地发苹果。母亲把苹果分几个档次拾掇出来。有些小疤痕的，随我们吃个饱。大半烂掉的，削了烂的，第二天煮熟了当早餐。那些个头大又健康饱满的，被母亲放在袋子里。因为有的吃，谁也不去管它们。

晚上，母亲打开站橱，把那些袋子里的苹果一层一层放到棉花胎里，全被没有睡着的幺妹看见。等到那些档次差一点的果子吃完，我就会隔几天去摸一个那棉花胎里的苹果，一直可以摸到冬天，那些果子已经变成暖暖的黄色。

母亲竟也从没问过棉花胎里的苹果怎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