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关于明朝体制的断想及宋明财政收入比较

查理五世

明朝海禁闭关锁国与明太祖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出身赤贫的皇帝，所以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经济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因此明朝初期居然实行的是实物税。更可笑的是，建造南京城墙这一世界上最雄伟、最长的城墙，每一块城砖居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过来的，明太祖一点也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砖工厂是更高效的、更经济的手段，这就是他的思路和治国理念。

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任务很可能就是押运从千里之外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光荣任务的家庭结局就是破产。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自耕自食，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不用花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农民而已，军队素质与农民无异。这种体制相对于宋代是一个彻底的大倒退，结果是拥有上亿的人民，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明朝，国家动员能力还比不上同时期的只有五百万人口的摄尔小国英格兰(16世纪)，更敌不过只有上百万人口的后金国。

明末的动员能力极差，最大一次全国动员的军力不过就是松山会战时的十三万军队，已经穷尽国力了。军队的动员能力岂止仅仅是军事上的？大军远征的数量和距离，在极大的程度不是取决于能动员多少人参军，而是后勤能否保障得了，这纯粹就是国家的全面动员能力了，尤其要有财政能力作为支撑。明末为何军队最大的动员数量不超过13万？是因为明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支撑更多的军队出征锦州。即使如此，松山大战明军违反洪承畴持重的战略，急于迫近锦州，结果全军覆灭，其原因也是后勤无法支撑。历史浪漫主义在评价军事史时看到的是长坂坡上的赵子龙，现实主义者看到的往往是后勤。

再以购买力平价比较宋明两代的政府财政收入，以宋代米价一石一贯计，即宋在高峰期岁入是一亿贯；明代米价以一石一两白银计，明在末年竭泽而渔的情况下岁入是二千万两白银。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岁入最大值是末年的三千万宋石米，而宋代是一亿宋石，宋代的岁入是明代的3.3倍。明代的耕地面积大于宋代，亩产量也高于宋代，显然宋代的岁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

有了这个背景，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连国内贸易都要禁止，更何况是对外贸易？防倭寇不过是实行海禁的一个很好的借口。至于郑和下西洋不过只是一次政治行为，表演的成分居多，导致的结果只是劳民伤财，因此遭到所有臣下的反对是必然的和应该的。这种下西洋的政治秀再表演几次，明朝差不多就要破产了，明成祖这个人实际上是汉武帝、清高宗一流的人物，执政时间一长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的破产，幸亏他早死，否则可伶的明朝财政如何经得起他的折腾？下西洋的动机完全来自于明成祖，一是怀疑建文帝隐藏在西洋，二是为了宣扬国威进行的政治游行，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价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帐。最多招来几十个小部落所谓的国王们来朝见，骗点中国的钱财，但这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者的胃口，但却是国力所不允许的。大臣们慑于明成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成祖可是动不动杀人)，正好借三大殿烧光的机会发难，逼得成祖罢下西洋。继位的仁宗、宣宗相比较成祖来务实，当然看不得这种花架子，下西洋的政治游行被废是必然的。其实不要说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按照这种动机，也是对中国有百害无一利的，一不殖民，二不贸易，徒费国力而已。罢下西洋是一大善政。至于海禁，那是明太祖下的命令，“片板不得下海”，明成祖违抗父命(皇位都敢篡夺，太监也敢任用，何况海禁？)，而以后的仁宣二位又恢复祖制而已。

总得来说，明朝是个没谱的皇朝，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大臣无法制约，因此什么祖制不祖制的所有制度都可以任意由著性子胡来，尤其是明成祖这一类个性极强，爱面子的所谓雄才大略式的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迁都就迁都，想下西洋就下西洋，没办法的事。